2023中關村論壇5月30日在北京閉幕。成立于2007年的中關村論壇，歷經多年發展，已成為全球科技創新交流合作的重要平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金融學系教授劉俏在出席中關村論壇系列論壇時，發表了題為《加大基礎研究投入，助力高質量發展》的主題演講。

劉俏表示，2022年我國研發首次超過3萬億元的總量投入，但是用于基礎研究的投入還不到2千億元。做一個簡單的估算，美國研發投入約占GDP的3%，基礎研究研發占比為17%~18%，那么美國用于基礎研究的經費大約是我們的5倍。相比發達國家在基礎研究上的投入，我們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劉俏強調，要解決中國產業“卡脖子”難題，必須依賴在基礎研究領域的大規模、長周期的投資。加大基礎研究的投入，有利于推進中國產業向全球價值鏈上游邁進，從而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推動我國實現高質量發展。“若我們有決心在現階段提升研發強度，增加基礎科學研發的占比，把支持力度的時間周期擴展至10年甚至是20年，假以時日，回報將會在未來的歲月里呈現。”

以下根據劉俏教授演講實錄整理：

投資節點行業、節點領域

我們通過對比“1997到2020年中國上市公司市值排名”發現，在過去的20多年時間里，中國產業結構發生了劇烈變遷。以“中國1997—2020年上市公司市值前三位”的排名為例：

1997年：四川長虹、深發展銀行、申能股份；

2007年：中國石油、工商銀行、中國石化；

2017年：騰訊控股、阿里巴巴、工商銀行；

2020年：騰訊控股、阿里巴巴、臺積電；

2035年： ？？？

哪些企業會是中國未來的產業領袖？也許不同人有不同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未來一段時間技術驅動產業崛起，現有產業結構會發生新的調整，在模式上和技術層面上的變革將呈現巨大的可能性。

從現在到2035年，不僅僅是中國產業結構的巨變，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也將發生調整。

過去40年間，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呈現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我國工業化進程的推進促進了全要素生產率的高速增長；第二階段，在基本完成工業化進程后，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已經由改革開放前三個十年的4%以上降到目前的2%左右。我國正經歷從高速增長（資本和勞動力等要素驅動）向高質量發展（全要素生產率驅動）的發展模式轉型。在接下來的十余年中，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速要從2%左右回升至2.5%～3%的區間，我們才可能在2035年實現人均GDP達到經濟現代化的標準。

中國投資率與全要素生產率之間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根據1978—2017年數據測算，投資率每增長10個百分點，全要素生產率增長1.18個百分點。

那么，投資應該投向哪里，更利于我們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我們的答案是：節點行業、節點領域。透過中國生產網絡的變遷，我們去觀察中國經濟增長的底層邏輯會發現，發生在節點行業的技術變革和沖擊通過生產網絡傳遞，將產生“倍數效應”。對中國而言，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面臨的宏大問題在于“如何增加對節點行業的投資”。

什么又是未來的節點行業？它們將是構成未來2035年，甚至2049年中國經濟的主要產業。這次論壇所提供的主題——科技創新，本身就是答案之一。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正在對中國的節點行業、節點產業做出預判，通過技術變革來實現中國經濟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的轉型。

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新的來源決定了未來產業的方向，它們應當包括：“再工業化”（產業的數字化轉型）—— 產業互聯網；“新基建”—— “再工業化所需的基礎設施”；大國工業；更徹底的改革、開放帶來的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以及“碳中和”所帶來的產業變革等。

持之以恒地加大基礎研究投入

實現高質量發展，我們需要激活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新的動力源，加大對節點產業、節點領域的投資，從而實現經濟發展動能的轉化。值得關注的是，我們要實現“碳中和”，建立現代化產業體系，這一過程需大量科技創新，而作為科技創新“總開關”的基礎研究投入尤為關鍵。

長期以來，我國研發強度雖然不斷提升，但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卻顯得不足，直接導致以復雜的、底層支撐性技術和科學研究為基礎的創新相對匱乏，這也體現在我國在全球價值鏈上與發達經濟體地位的差異。國際貿易領域通常用“價值鏈上游程度”來衡量一個國家在全球價值鏈的位置。根據世界銀行數據統計，2018年中國的全球價值鏈的位置指標為0.01，略低于40個主要開放經濟體的平均位置（0.04），而美國的位置指標為0.29，也就是說美國處于全球價值鏈的絕對上游，對核心技術和原材料等有較強的掌控，能夠形成對處于價值鏈下游國家和經濟體的制約。

這種“制約”，在逆全球化思潮之下，給我們最直接的沖擊和影響就是技術“卡脖子”。

改變這種狀況，必須久久為功、持之以恒地加大基礎研究投入，推進中國產業向全球價值鏈上游邁進。只有在基礎研究實現突破，我們才能真正化解發達國家對我國一些關鍵技術、核心技術的封鎖，實現高水平的自立自強。

事實上，過去近20年時間里，中國對研發的投入在不斷提升。一般來講，研發（R&D）主要包含“基礎研究”（R）和“應用開發”（D）。2022年我國研發首次超過3萬億元的總量投入，占GDP的2.55%，達到了工業化國家的平均水平。但其中真正用于基礎研究的經費占比僅為6.32%，也就是1896億元，還不到2000億。

歐美發達國家在基礎研究上的投入占比基本穩定在12%以上，同期美國為17.2%，法國則高達25%。如果做一個簡單的推算，美國研發投入約占GDP的3%，基礎研究研發占比以17%~18%區間計算，那么美國用于基礎研究的經費大約是我們的5倍。

我國研發經費投入的結構問題亟待改變。值得關注的是，“十四五”規劃中已將基礎研究的占比提升至8%，未來如果能達到15%甚至更高，我們將在提升全要素生產率上創造一種新的歷史可能性。

基礎研究難度大、周期長、風險高，如何解決資金問題？這就要求我們在調動市場力量的同時，也要發揮好中央財政的作用，發揮新型舉國體制的優勢。

當前宏觀政策正處于發力窗口期，可將發行“特別國債”作為政策選項，所獲資金直接用于基礎研究的投入，大幅提升基礎研究在研發中占比，這將在中長期內極大地促進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長期以來，我們在衡量一個國家的總體債務水平時，通常使用債務總額占GDP比重這個指標代表宏觀杠桿率。然而，GDP難以衡量一個國家的整體經濟實力、國家信用以及國家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產的能力。用一個國家的GDP作為分母去衡量宏觀杠桿率，容易高估債務風險，低估實施積極經濟政策的空間。因此，我們認為應該用國家整體價值而非GDP作為分母來衡量杠桿率。從“國家整體價值”的角度來看，我國仍具備發行大規模特別國債的條件和財政空間。用好“特別國債”，進一步發揮財政在基礎研究上的引導作用，將為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打下堅實的科技根基。

我們可以探討發行三十年期、五十年期的長期國債，將其配置到基礎研究領域。目前基礎研究的經費一年約為兩千億人民幣，是否能擴大到一萬億甚至更多？這樣持之以恒地投入十年、二十年，我們相信，假以時日，回報將會在未來的歲月里呈現出來。

劉俏，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金融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十四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杰出青年基金獲得者，2017年《中國新聞周刊》“影響中國”年度經濟學家。劉俏教授在公司金融、實證資產定價、市場微觀結構與中國經濟研究等方面擁有眾多著述，其著作包括《我們熱愛的金融——重塑我們這個時代的中國金融》、《從大到偉大2.0 —— 重塑中國高質量發展的微觀基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