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針對工商管理學科實踐性、應用性強的特點，本文側重于學科建設的學術研究領域，選擇科學化角度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工商管理學科的科學化進展，分析中國計劃經濟時期企業管理科學化實踐，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工商管理學科的形成與發展，以及20世紀中后期以來工商管理學科在學術隊伍建設、中國情境的理論研究和國際化等多方面的快速進步，重點剖析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對工商管理學科科學化的促進與引領作用。可以清晰地發現，科學化是新中國70年工商管理學科快速發展的主要路徑。面向未來，中國工商管理學科所面臨的內外部環境發生很大變化，工商管理學科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工商管理學科要在理論與實踐相互促進的過程中發展，要在繼續重視微觀研究的基礎上關注宏觀問題，更好地服務國家戰略需求和企業發展需要，不斷提升工商管理學科的科學性，讓工商管理成為負責任的科學，依據科學的力量服務社會。

       關鍵詞：新中國70年  工商管理學科  科學化  研究范式

       中國管理學思想啟蒙較早，先秦諸子的學說著眼于解決如何治國平天下的問題，呈現了“國家管理學”百家爭鳴的局面。《孫子兵法》因探索戰爭的一般規律被認為是最早的戰略管理學著作。在長期的農業社會中，商業被列為各行之末，并未得到很好的發展。20世紀初，隨著現代大學的興起，我國開始向西方學習管理學，泰勒等西方管理學家的經典理論陸續引入中國。以南開大學為例，1919年大學成立時就設立了商科，商學組設國內外貿易、銀行財政、商業組織3個學門，1923年商科專修課程系列化，有今天工商管理的主流課程，如經濟學原理、會計學、貨幣及銀行學、財政學、國際貿易、公司理財、商法、商業組織及管理和商業歷史等，還有一些專題性課題，如托拉斯問題、廣告學原則、勞工問題、交易所、中央銀行制等，基本涵蓋了商科的主要領域。新中國成立后，我國一方面學習和引進原蘇聯的管理模式和管理學知識，另一方面我國企業也探索出許多有中國特色的企業管理經驗和模式，管理學科呈現出計劃經濟條件下生產導向型管理的基本特征。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及隨后的改革開放后，企業管理模式開始從計劃經濟下的生產型轉向市場經濟下的生產經營型。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開始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也開啟了中國管理學“完善提高”發展的新階段；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后進入“全面創新”階段（黃群慧，2018）。

       和大學一樣，學科建設也包括科學研究、人才培養、服務社會的功能，學科發展需要很多條件，如研究教學隊伍、學會、期刊、評價體系等等。本文僅就學科建設中的學術研究，以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資料為主，從學科科學化的視角，回顧新中國70年來工商管理學科的發展，結合“工商管理學科發展戰略及十四五發展規劃研究”項目的調查研究，展望中國新商科的未來發展。

一、從科學化角度總結和展望工商管理學科發展的理由

（一）中國工商管理學科的界定

工商管理學科是一門研究社會經濟微觀組織管理活動規律及技術的科學（陳國青等，2016）。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管理科學部針對工商管理學科，主要資助以微觀組織（包括各行業、各類企事業單位）為研究對象的管理理論和管理新技術以及新方法的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資助領域包括戰略管理、組織理論與組織行為、企業技術管理與創新管理、人力資源管理、財務管理、會計與審計、市場營銷、生產與質量管理、企業信息管理、電子商務、運營管理、項目管理、創業管理、國際商務與跨文化管理等14個分支學科。盡管強調微觀組織和基礎研究，實踐界與學術界還是更多地關注工商管理學科的實踐性、創新性，相對于以物理世界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工商管理研究成果的普適性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在易變性、不確定性、復雜性、模糊性（VUCA）的時代的今天更是如此。同樣是在管理學門類，和管理科學與工程學科相比，工商管理學科的科學性更容易受到質疑。這并不是說工商管理學科發展要放棄對其科學性的追求，或者說工商管理學科不是科學，而是更應該從工商管理實踐的管理創新中挖掘其科學性的成分，這是工商管理學科學術研究的核心任務，也是學科建設與發展的根本路徑。

（二）中國管理科學化的曲折發展歷程

管理科學化一直是理論界與實踐界努力的方向。總體來說，科學化就是用科學代替經驗，透過個性化找共同規律，決策科學化是管理追求科學化的重要內容。新中國成立之后，積極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工業企業管理，將社會主義制度理論體系投射到工廠管理中，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和黨委領導下的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強調職工的主人翁地位，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制度，推行合理化建議。“大躍進”之后，制定了新中國第一個工業企業管理試行條例《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即“工業七十條”，努力把計劃經濟體制落實到企業層面，努力保證國營工業企業作為獨立生產經營單位的性質，加強制度建設。文化大革命后，又立即出臺“工業三十條”，努力提高企業管理和工業管理水平，加快工業的發展速度。鼓勵調查研究，總結并推廣典型經驗，使得工人在缺乏管理理論與實踐經驗的情況下參與管理有了具體的抓手。當然，推廣典型經驗沒有強調實事求是和因地制宜，也造成大量的浪費，產生了很多問題，這種生硬的推廣經驗辦法持續到20世紀90年代初才得到改善。

1952年院系調整，高校的工商管理教育基本停止，但研究并沒有完全停止。1956年中國科學院成立了運籌學研究小組，許國志、劉源張編著了中國最早的《運籌學》，華羅庚編著了《統籌法》，向全國推廣數量管理，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和經濟效益。在企業經濟學方面，從20世紀50年代到20世紀60年代，中國經濟學界出現了孫冶方、顧準、卓炯等大膽探索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少數理論先驅，他們強調價值規律的作用，為企業內部進行經濟核算提供了理論基礎。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管理研究很快得到重視。1978年11月中國管理現代化研究會成立；1979年3月中國企業管理協會在北京成立；1980年中國管理科學研究會、中國數學會運籌學會、中國系統工程學會相繼成立；1981年中國工業企業管理教育研究會成立（現為中國企業管理研究會）；1979年1月由中國社科院主管的我國第一本管理學學術刊物《經濟管理》創刊（陳佳貴、黃群慧，2009）。1986年2月，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成立，并設置管理科學組。1996年，管理科學組升格為管理科學部，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出席管理科學學科發展座談會，發表了著名的講話“管理科學興國之道”，他說到：“今天到了要大力提倡改善中國的管理和發展中國的管理科學的時候了。黨中央提出了‘科教興國’的方針，這個科學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個方面，當然也包括了管理科學。現在，確實需要強調管理科學和管理教育也是興國之道。我建議，要掀起一股學習管理、加強管理、發展管理科學、加強管理培訓的熱潮，我愿意跟同志們一起為振興中國的管理科學而奮斗”（朱镕基，1996），講話在《人民日報》、《經濟日報》、《光明日報》發表，被報刊雜志大量轉載，對管理科學化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三）改革春風喚醒了中國沉睡的商科

改革開放之后，管理教育得到恢復，理工科特色明顯的大學率先成立管理學院。1984年，清華大學、天津大學等高校教育部（原國家教育委員會）批準成立管理學院。綜合性大學也紛紛恢復商科教育，如南開大學1980年恢復重建管理學系，1981年開始招收本科生，1983年開始招收研究生。伴隨著計劃經濟向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雙軌制轉型，并快速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轉型，工商管理教育迅速擺脫單一地向蘇聯學習的格局，綜合地向歐美日等發達經濟體學習管理理論和經驗，并很快形成主要美國學習的局面，全面引進教材，大量派訪學者赴美國學習交流。MBA教育的興起、大量的外資引入、合資獨資企業大量落戶中國，使得管理教育需求增長強勁，“大經濟、小管理”的局面被打破。1998年管理學開始獨立授學位，不再繼續授經濟學學位，管理學特別是工商管理學科在逐步提升其學術合法性地位。

（四）實證研究的興起助推工商管理的科學化進程

美國強調證據的行為在方方面面都能體現出來。以目前在中國大陸仍然非常熱的國際認證為例，AACSB由美國商學院發起，EQUIS由歐洲商學院主導，盡管都是國際認證，AACSB明顯要求有充分的證據，連學生學習某門課程要提升哪種能力都需要有實際的證據證明是否真能提升，EQUIS卻不是這樣。以實證為核心的研究范式成為美國管理學界的主流，質性案例研究的多數研究方法，如扎根理論，本質上也是同樣的研究范式。這樣的研究范式得到中國工商管理學科學術隊伍的普遍接受，實證研究方法的學習和培訓到處都是，在國外旗艦雜志上發表英文論文成為國內工商管理學科學術隊伍的努力目標，也是各種獎勵評審的主要依據，20世紀90年代中期一個重要的爭論話題——國際化還是本土化，今天早已不是爭論的話題，被全球化取代了。

實證研究范式總體上促進了工商管理學科的發展，也貢獻了大量的理論知識，盡管還是以驗證性、碎片化的知識為主，原創性的理論貢獻仍不足。同時其在國際影響力方面進步也很大，工商管理學科的一些領域實現了從跟跑到并跑、在某些點上甚至領跑的飛躍。發展和進步促進了學術界對未來發展的冷靜思考，也發現了不少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如大量沒有意義的“練習題式的”實證研究、為了發表而發表、理論與實踐脫節等，國際化與本土化又被關注，能否用適用于自然科學的研究范式研究社會科學特別是應用性強、情境依賴程度大的管理問題？怎么讓管理領域的實證研究可以重復？這些更加有挑戰性的問題都被提出。激烈的爭論涉及很多方面，工商管理學科的科學化是其中最核心的問題，盡管爭論的焦點并不直接說是科學化問題。這也是本文以科學化為主題梳理工商管理學科發展的主要原因。

二、工商管理學科科學化發展

（一）新中國企業管理實踐的科學化探索

1911年出版的《科學管理原理》一書被視為管理學產生的里程碑，用科學代替經驗是科學管理的精髓。之后，管理學一直不斷地探索管理實踐的科學成分。新中國成立之初，工商管理教育從引進學習西方商業知識轉向借鑒學習原蘇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工廠管理經驗，沒有實質意義上的工商管理學科，但企業層面的科學化管理探索還是積極地展開。首先就是合理化建議，在新成立的社會主義中國，人民當家作主，職工是企業的主人，發動職工群眾開動腦筋，提出使生產更合理化的各種建議，全面完成和超額完成國家計劃。事實證明，通過合理化建議運動調動職工的積極性，就是企業以及工商管理的核心內容和任務，也是企業科學管理的體現。由于廣泛地調動職工的積極性，很自然地涌現了各行各業的典型，如馬恒昌小組、劉長福小組、黃潤萍倉庫管理法等以個人命名的先進經驗和方法，進一步推動了技術革新、機械自動化等組織層面的運動，并很快出現鞍鋼憲法、大慶經驗等企業典型。典型經驗的提煉和推廣積累了更多的經驗，在國家層面形成了“兩參一改三結合”、《工業七十條》、《工業三十條》等管理制度。這種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互動的機制一直傳承下來，改革開放后也是如此。這其實是科學化管理實踐的有效路徑。不同的是，改革開放之后也注重典型經驗的總結推廣，但推廣過程中允許甚至鼓勵因地制宜、實事求是，這更加有助于發揮基層的主動性和創造性。改革開放之前，典型經驗的推廣顯得僵化了很多，如農業學大寨就是修梯田，而不是學習大寨依據當地的自然環境選擇梯田來增加農業產量的經驗，大躍進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使得政治掛帥超過一切，自然也就限制了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

（二）工商管理學術研究的科學化探索

與企業管理實踐中的科學化探索同時進行的是知識分子和科學家的學術研究。20世紀50年代，一批從西方國家回國的具有系統工程、數學、運籌學等自然科學、工程科學背景的科學家（如錢學森、華羅庚、劉源張等），認識到管理科學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積極開展我國管理科學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活動，在運籌、優化、質量管理等企業內部微觀層面的管理科學方法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這些是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管理最為核心的問題。在生產什么、生產多少、給誰生產基本由國家統籌計劃的情況下，企業管理的核心自然是內部管理，質量、效率、成本是核心問題，即使是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如果是代工生產（OEM），管理的核心也是這些。微觀層面的運籌優化等研究即使在文革期間也沒有停止，為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管理科學和工商管理學科的恢復重建奠定了基礎。

工商管理學科的真正發展還是在改革開放之后，核心的原因是市場經濟的建設。劉源張（1995）曾發表了一篇《關于管理科學的幾點思考》的文章，他寫道：“英語Management譯成漢語有經營和管理的兩種譯法，有什么區別？我的回答是：如果你考慮的主要是與市場有關的事情，這就是經營；如果你考慮的主要是與現場有關的事情，這就是管理。如果我們把一個企業看作是一個有投入和產出并且還有把投入變成產出的轉變機構的系統，那么投入的來向和產出的去向就是市場，中間的轉變結構便是現場。”這個通俗的解釋形象地說明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下管理的重點轉變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科學化努力方向。在市場經濟環境下，企業管理的重點由內部到內外部兼顧甚至更加重視外部的環境。在市場經濟發達的西方國家，管理領域因特別關注外部環境而形成的開放系統理論、競爭戰略理論等要比中國企業重視動態復雜環境下的管理問題早將近30年。市場經濟建設使得影響企業績效的因素越來越多，面向工商企業開展的微觀工商管理研究也日趨復雜，重要性也更加凸顯，“三分技術、七分管理”成為口號，管理科學成為分類，工商管理也成為獨立的一級學科。

工商管理乃至管理學科的實踐性特征決定了學科發展會更多地受環境因素影響甚至制約，也在很大程度上滯后于實踐。改革開放給工商管理學科的發展帶來了機遇，一些高校也在積極恢復工商管理教育和研究工作，但在20世紀80年代，管理的主流是基于系統、工程等管理科學與工程學科，其教學科研力量大大超過工商管理學科，工商管理學科主要以引進消化吸收為主，博采眾長，蘇聯、德國、美國、日本的管理都能在教學科研工作中得到體現。這與我國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的進程高度相關。

（三）中國企業的快速發展為工商管理學科搭建了走向世界的橋梁

工商管理學科真正得到快速發展受益于國際化，外資的大量涌入，合資企業、獨資企業在各地的開發區快速發展，帶來管理思想、管理范式以及管理方法的轉變，加強與世界接軌的管理成為企業的重大需求，也極大地推動了MBA（工商管理碩士）教育項目的發展，推動了高校開放。Mao（2018）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工商管理研究可分為3個階段：意識階段（1978~1986年）、形成階段（1987~1996年）和快速發展階段（1997年后）。其中，在意識階段，工商管理研究的重要性逐漸被國家、企業和學術界所認識。然而，由于計劃經濟下企業需執行國家的行政指令，此階段除了針對提高生產力進行的孤立探索外，沒有研究針對面向市場的現代組織。在形成階段，工商管理研究得到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教育部、高校及教師等主要利益相關者的正式認可，并被制度化。1992年春天，鄧小平在中國南方呼吁加大改革開放力度。這是中國現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推動了當時停滯不前的改革，加快了包括科技發展在內的各領域的改革步伐。最后，自1997年以來，工商管理作為一門學科進入了快速發展的階段。有兩件事特別顯著地影響了工商管理研究后來的發展：第一，通過新成立的管理科學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成為工商管理研究人員的主要資金來源，并在競爭的基礎上向學者提供了平均最高的研究資助。第二，也是在這一階段，徐淑英教授于1999~2002年在香港科技大學舉辦了一系列管理實證研究方法的工作坊。這些研討會針對的是中國大學工商管理的初級教師，每個研討會都培養了數十名初級研究人員，這些人后來成為各自研究所和研究領域的學術帶頭人。進入21世紀以來，實證研究成為工商管理學科的主要研究范式，實證研究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以往習慣于思辨性、思想性甚至屬于“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論文寫作范式。實證研究范式盡管有些僵化，但有助于在別人的基礎上繼續研究，有助于探索和拓展研究結論的普適性，有助于研究能力的訓練和培養，也有助于高校的教學科研與企業管理咨詢相對分離，這些客觀上促進了工商管理學科的發展，問題導向、從管理問題中識別科學問題、運用科學的調查研究方法開展研究工作、注重創新等成為工商管理學科的主要研究范式。有人把這種研究稱為工商管理研究的“MM階段”（MM指調節效應與中介效應的英文首字母）（周軒、章小童，2018）。工商管理學科的國際化發展，提升了中國管理研究與教育工作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學術論文的國際發表、MBA/EMBA國際排名不斷躍升都是實際的證明。在工商管理學科快速發展階段，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功不可沒。

《哈佛商業評論》2014年1~2月刊上發表的一篇短文“VUCA對你真正意味著什么？”（Bennett & Lemoine，2014）很快被廣泛引用，影響范圍之廣估計作者也沒有料到，VUCA時代成為學術界和實踐界的口頭禪。后續出現的“灰犀牛”、“黑天鵝”更加強化了未來無法預測的現實。基于預測和精確性的管理理論方法受到挑戰，組織、戰略、人力資源等工商管理的所有職能領域都在發生巨大的變化，新的研究課題不斷涌現。另一方面，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中國的崛起引起國際高度重視，走出去的中國企業越來越多，中國企業已經不是管理落后的代名詞。哈佛案例資源平臺中來源于哈佛商學院的案例數據顯示，1996年開始有中國大陸企業入選哈佛案例庫，截至2019年8月，入選哈佛大學商學院案例庫的大陸企業案例共有147個，涉及110家企業。入選次數最多的3家大陸企業分別為：海爾集團（入選7次）、阿里巴巴網絡技術有限公司（入選5次）、國美電器控股有限公司（入選4次）。所屬學科共有13個（所屬學科為哈佛網站給出的學科）。其中，涉及案例個數最多的學科分別為綜合管理（General Management），涉及30個案例，占比為20.4%；戰略（Strategy），涉及26個案例，占比為17.7%；金融（Finance），涉及22個案例，占比為15.0%。2019年，中國進入《財富》500強排名的企業數量超過美國，面對美國無理打壓，華為仍然能夠穩健經營，成為英雄企業。世界處于百年不遇的大變局，對中國文化的重視、立足于中國國情的企業管理、有助于應對VUCA環境的中國管理哲學思想（如文化雙元、水理論、合理論等）成為工商管理學科的重要研究內容，工商管理學科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原來強于管理科學與工程學科的管理學院也紛紛強化工商管理學科建設，更多的人、財、物力投入新時代工商管理學科的科學研究工作中。

三、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對工商管理學科科學化的促進和引領

（一）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工商管理項目情況分析

在工商管理學術研究方面，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引領和推動作用。1986年2月，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成立，并設置管理科學組。當年資助管理科學面上項目26項（工商管理8項），資助金額48.8萬元，項目平均資助強度為1.88萬元/項，資助了16個依托單位的研究項目，參與項目研究的人數為243人。1987年開始資助青年科學基金項目，1989年開始資助地區基金項目（陳曉田，2008）。1996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管理科學部成立，開啟了“管理科學，興國之道”在中國學界與業界求索的新紀元。1996年，面上項目的資助經費就增長到717.1 萬元，比1995 年的556.3萬元增長了12%，資助項目140項，是1986年的5.4倍，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對管理科學基礎研究的投入和資助項目數量均逐年增長。2000年，管理科學部三個學科建制的確立為我國管理科學基礎研究水平的大幅提升和學科發展提供了資助渠道方面的保障。隨著科學基金的不斷發展壯大，對工商管理學科的資助也逐步增加，從資助項目數量來看，大致可以分為3個階段。

第一階段（1986~1999年），每年資助的項目數呈緩慢波動上升趨勢，由1986年的8項增加到1999年的49項（如圖1所示），而且項目類型非常單一，主要集中在面上項目，約占同期資助項目總數的71.9%，有少量的青年基金項目和極少量的地區基金項目，分別約占17.8%和3.3%，1996年管理科學部成立之后，資助了一些支持學科發展的專項基金項目約占同期資助項目總數的7.0%。

第二階段（2000~2010年），每年資助的項目數呈快速增長趨勢，每年資助的項目數由1999年的49項，快速增長到2010年的331項（如圖1所示），10年間每年資助的項目數增長了約5.7倍，而且項目類型逐漸增多，除了面上項目、青年基金和地區基金（簡稱“面青地”）之外，還有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項目、重點項目、國際合作項目、創新研究群體等項目。因此，面青地三類項目占同期資助項目總數的比例也從第一階段的93.0%下降到83.1%，隨著一個個重點項目、杰青、創新群體等項目獲得資助，一批優秀的工商管理研究團隊逐步形成，中國學者在國際上的聲音也越來越多，不過這一時期中國大陸的工商管理學者在國際學術期刊SCI&SSCI發表論文總數仍排在10名之后。

第三階段（2011~2019年），每年資助的項目數從2010年以前的不到300項躍升至2011年的476項（如圖1所示），平均每年資助486項，主要是得益于“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間國家對基礎研究投入的持續大幅增加，從2010年的96億增加到2019年的300多億，工商管理學科的平均資助率由2000~2010年的13%左右，迅速增長到2011~2019年的18%左右，最高的年份甚至超過20%。另外，隨著我國工商管理學科的快速發展，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申請量也迅速增長，2010年工商管理學科處受理各類項目1819項，2019年增長到2853項，而且項目類型呈多元化趨勢，涉及人才項目和研究項目等十余類項目類型（如圖2所示）。

自2006年獨立學科處以來，工商管理學科迎來了大發展，先后資助了管理科學部第一項重大項目“新興電子商務重大基礎問題與關鍵技術研究”、第一項重點項目群“基于中國管理實踐的理論創新研究”以及第二項重大研究計劃“大數據驅動的管理與決策研究”。截至2019年，工商管理學科共資助各類項目合計6612項，其中，“杰青”32項、“優青”33項、重點項目137項、面上項目3320項、青年基金2281項、地區基金367項（如圖2所示），在這些基金項目的支持下，我國工商管理學科的研究水平、創新能力和國際影響有了大幅提升，一支高水平的基礎研究隊伍基本形成，越來越多的中國工商管理學者擔任國際重要學術期刊的編委。尤為重要的是，經過科學基金資助政策的不斷調整完善，工商管理學科逐步實現了均衡發展（如圖3所示）。

（二）不同時期管理科學部發展戰略對工商管理學科發展的引領

科學發展離不開基礎研究，工商管理學科也不例外。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成立初期制定了“面向經濟建設的戰略方針”，管理科學組1988年第一次組織開展學科發展戰略研究，歷時7年于1995年12月完成了《自然學科發展戰略調研報告——管理科學》，提出了管理科學發展戰略的總目標：“全面促進中國經濟騰飛，提高社會經濟效益，消化吸收先進的國外管理理論，大幅提高我國管理實踐及研究的水平”（陳曉田，2009）。因此，2005年以前，管理科學部特別是工商管理學科資助的項目主要集中在企業理論、企業競爭力、組織理論、企業財務管理等與企業經濟發展相關度較高的領域方向。

管理科學部“十一五”戰略的指導思想是“發揮前瞻引領作用，突出中國實踐特色，推動實現自主創新”。明確要在未來10~20年逐步建立管理科學中國學派的學科基礎，因此，2006年管理科學部設立3個學科處（管理科學與工程、工商管理、宏觀管理與政策）。“十一五”時期最大的特點是發揮前瞻引領作用，增加了“杰青”和重點項目的資助，管理科學部每年資助的“杰青”從最初1994年的1項，增加到2000年的5項，2008年進一步增加到7項，一直到2019年才增加到10項；工商學科的重點項目也由2005年以前的每年1~2項增加到每年5~6項。因此，“杰青”、重點項目的大幅增加很好地發揮了學科的前瞻引領作用。

管理科學部“十二五”發展戰略中，為了貫徹落實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更加側重基礎、更加側重前沿、更加側重人才（3個更加側重）”的資助工作新思路，管理科學部提出了“頂天立地”的指導思想，努力從中國的管理實踐中提煉更加基礎的科學問題，要瞄準并在一些領域引領國際研究的前沿方向，要從研究領域、研究方法、研究文化等多個方面體現科學基金的戰略導向和引領作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管理科學部，2011）。“十二五”時期最大的特點是更加側重人才，工商學科青年基金項目資助數快速增長，2014年資助青年基金200項，首次超過面上項目192項。另外，2012年開始資助“優秀青年基金項目”，“十二五”期間，工商管理學科共資助“青年基金”945項、“優青”17項、“杰青”10項。一大批工商管理的優秀青年才俊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資助，2013年中國內地管理學者發表的SCI&SSCI論文總數在世界排名第三位，僅次于美國和英國，而且超過47%的論文受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資助。

管理科學部“十三五”發展戰略中提出了“遵循學科規律，突出3個側重，堅持頂天立地”的指導思想，提高管理科學基金資助成效，支撐國家重大需求。新時代科學基金提出了“鼓勵探索，突出原創；聚焦前沿，獨辟蹊徑；需求牽引，突破瓶頸；共性導向，交叉融通”的資助導向。“十三五”時期，工商管理學科取得了長足發展，2015年啟動了一項關于“大數據”的重大研究計劃項目，2015~2019年已資助4項重大項目（重點項目群），而且資助的青年基金項目數已連續三年超過面上項目數，越來越多項目負責人的研究成果發表在UTD 24和FT 50等國際頂尖學術期刊上，一大批年輕學者擔任國際重要學術期刊的編委和委員，中國工商管理學者的國際學術影響初見端倪。2018年中國內地管理學者發表的SCI&SSCI論文總數在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二位，僅次于美國，而且超過65%的論文受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資助。

為什么中國工商管理學科的科學化發展主要得益于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資助？首先在于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引導和鼓勵學者做基礎研究，而不是純應用研究，更不是直接的政策建議研究。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引導和鼓勵開展科學研究，學者依據科學研究和獨立判斷為政府、為社會提供智慧。其次在于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申請書的論證體系特別強調論證邏輯的嚴謹性，靠這個體系來保證基本的質量。總體來說，自然科學基金的引領和推動作用至少體現在：

第一，自下而上的自由探索。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管理科學部每年發布項目指南，除了重點、重大、專項基金等明確指明的研究問題外，面上項目、青年基金、地區基金項目以及人才基金項目等都沒有明確的指向，鼓勵自由探索，即使有明確指南的重點項目還是要求和鼓勵申請團隊進一步凝練科學問題，甚至可以改變題目。這種自下而上的自由探索加上時間和資金保障，是基礎科學研究的重要保證，極大地促進了工商管理學科科學化的進展。

第二，資助導向的引領作用。基金委在成立之初設立了管理科學組，這表明自然科學家認同管理學科是科學。但即使到今天，仍有一些人包括管理學科內部的學者依然不認為工商管理是科學，至少其科學成分遠不如其他學科成分多。成立管理學部后，朱镕基總理的“管理科學，興國之道”的講話成為大家的共識，“支持基礎研究、堅持自由探索、引領科學未來；更加側重基礎、更加側重人才”成為基本的定位，后來“發現規律，解釋現象，指導實踐”這12個字所表述的任務是中國管理學界的歷史使命（郭重慶，2011）。如今，“鼓勵探索、突出原創；聚焦前沿、獨辟蹊徑；需求牽引、突破瓶頸；共性導向、交叉融通”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所倡導的新資助導向，并于2019年開始了試點分類申請與評審。凝練科學問題、理論基礎清晰、采用科學方法、明確技術路線、追求創新、取得高水平研究成果、做出理論貢獻、培養年輕科研力量，是每位申請人論證基金課題申請書時必須研究的問題，這些問題關聯起來就是典型的研究范式。基金課題申請和評審所產生的影響遠比科研經費發揮的作用大得多，更是推動工商管理學科科學化的保障。

第三，學術生態建設。學科建設與發展需要良好的學術生態。圍繞自然科學基金的定位和使命，除了項目外，基金委始終堅持科學和民主精神，廣泛聽取意見，不斷推出有助于學科發展的措施，例如支持數據庫建設、支持學術會議、鼓勵分享和開放、鼓勵合作、探索科學的評審機制等等，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在有利于科學研究的學科生態建設方面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

四、理論與實踐相互促進工商管理學科發展

強調扎根企業管理實踐，一直是工商管理學科主要直面的問題，也是由工商管理學科的學科屬性決定的。2005年，為了開展“十一五”學科發展戰略和規劃研究，天津大學張維教授帶領團隊開展了相關問卷調查，就工商管理學科面臨的一些問題聽取專家的意見。調查結果顯示，不論是問題還是建議，“立地”都是主要關注點。在問題方面，認為“立地”是工商管理學科發展主要障礙的占到了31%。在建議方面，強調“立地，與中國企業的結合，注重成果的推廣與應用”占到19%，也是最多。大家認為，工商管理學科是基于實踐的學科，工商管理學科發展應關注我國管理的實踐，工商管理研究應強調解決實踐中的管理問題（張維等，2005）。2018年12月13日，在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工商管理學科建設與發展研討會上，專家們提出應“打造理論高度的‘頂天’和應用價值的‘立地’相互促進的工商管理學科”。

管理理論到底與管理實踐脫節了嗎？這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而且學術共同體經過數十年、跨越兩個世紀的探討，現今依舊存在較大分歧。北京大學的陳春花教授和蘇黎世大學的馬勝輝研究員（2017）認為，關注本土管理實踐、構建本土管理理論已經受到中國學術界的重視，但學者們未在路徑上取得一致觀點使得目前仍然缺乏實際研究，具體包括3個方面的原因：沒有明確定義“管理實踐”及其構成要素；還未確定本土實踐研究如何產生管理理論；未充分考慮中國管理實踐的特殊性。武漢大學的曹祖毅等（2018）基于改革開放40年以來中文管理期刊的歷史經驗數據，系統與科學地考察了二者之間的彌合與鴻溝關系及其動態演變規律以及二者在提升管理知識合法性方面存在的效果與調節效用，發現二者并沒有完全脫節，又沒有完全彌合，而是一直處于動態的差序平衡狀態中。中國人民大學張佳良和劉軍（2018）以2008年第2期至2018年第2期共計438篇發表于《管理學報》“管理學在中國”和“爭鳴與反思”兩個欄目的論文為數據來源，通過文本分析發現，10年來，學界對學術研究的實踐導向的重視程度、涉及廣度、參與深度和身體力行程度等，并未出現較大幅度提升。

對于如何更好地發展管理學科，有很多觀點，具體問題也很多，其中理論與實踐脫節是核心問題，在這方面，工商管理學科尤甚。依據主要有：企業實踐遠遠走到理論的前面，今年入選世界500強企業的數量中國都超過了美國，中國經濟總量達到世界第二，還涌現了華為這樣的優秀企業，但卻基本沒有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原創管理理論，本土管理理論在世界范圍的影響力遠不及企業；發表了大量的論文著作，卻對企業界沒有什么大的影響，不能解決實踐界的實際問題，企業家不讀學者發表的論文。毛基業教授也呼吁學術成果的應用，中國企業不僅在規模上，而且在質量和創新方面都取得了成功，但目前仍然沒有一個著名的管理工具、方法、概念或理論是從中國公司的管理實踐中產生的；研究論文在方法上越來越嚴謹，但與實踐的相關性越來越小，以至于研究論文既沒有針對實踐者，也沒有用于課堂教學（Mao，2018）。透過這些具有表面特征的問題，我們還需進一步挖根源，質疑研究范式。工商管理學科屬于實踐性很強的學科，具有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交叉學科屬性。在環境日趨動蕩、“灰犀牛”、“黑天鵝”幾乎成為常態的情況下，工商管理學科的社會科學屬性更加凸顯，此時使用自然科學的實證研究范式研究工商管理問題并不完全合適，我們需要轉變研究范式，改變科研考核體系。在這樣的情況下，學者需要深入企業，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以進行強化本土的情境化理論研究，需要提升中國的管理自信。

估計不久的將來，為了實證而實證、簡單地重復已有研究的狀況會被改變。陸亞東教授把管理學者分成科學家（Scientist）、思想者（Thinker）、觀察者（Observer）和寫者（Writer），他提醒說，中國管理學者在實證論文寫作發表方面追趕得很快，被西方人認為是“技工”，能夠在UTD24期刊上發表論文的是技匠，缺學者、缺“大家”。中國管理研究國際學會創會主席、美國管理學會前任會長徐淑英教授在2018（首屆）中國管理模式全球論壇上提出，管理學研究應創造有用且可靠的知識，擔負起兩方面的責任：第一是對科學的責任，研究發現應當可靠且可重復，應用方可以放心使用這些知識；第二是對社會的責任，“做研究不是自娛自樂，我們對社會要有責任感，研究資源應投入到重要問題中，有用的知識可以幫助商業健康發展和使得人民生活更加美好”。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明確提出“原創、前沿、需求、交叉”的資助導向，2019年開始探索分類申請與評審。中國經濟在經歷了量的發展階段后開始重視質，工商管理學術界也會走這樣的路徑。

同時，對實踐的理解和把握也需要科學的態度。事實上，洞察實踐比研究文獻難得多。關注實際問題，首先要知道關注哪類企業的實際問題，是關注企業的眼前問題還是前瞻性的問題，如何判斷企業面臨的前瞻性問題，中國企業哪些問題是其獨特的問題，學者是關注具體企業的問題還是行業、區域內企業的具體問題還是企業所面臨的共性問題等等，這些都需要在理論和實踐相互促進的過程中不斷摸索。無論如何，研究不能停留于解決一個企業的具體問題，要能解決一類企業的具體問題，解決一個行業的具體問題，突出基于科學規律的現實影響，關注科學性和實踐性的結合。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成立是中國管理科學特別是工商管理學科發展的黃金30年，是突飛猛進的30年，新時代中國工商管理學科要實現從對泰勒、德魯克等提出的經典理論“照著講”的階段，向“接著中國情境講”的階段的轉變。因此，工商管理研究要扎根于中國改革開放40年本土企業快速成長的實踐，研究總結凝煉中國特色的企業管理理論與方法。

五、未來工商管理學科科學化發展的主要方向

新中國70年的建設成就卓著，其中工商業功不可沒，財富支撐了強大的國力；中國必將承擔更大的責任，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做出擔當和貢獻。改革開放需要發展工商管理學科，以此提高企業效率，形成“三分技術、七分管理”的局面。如今，世界迎來百年不遇的大變局，來源于工業時代的管理理論與信息數字經濟時代的管理實踐不相匹配，對信息數字經濟時代的管理模式研究還處于支離破碎的拼湊階段，學術界急于做出貢獻，急于貢獻能夠指導管理實踐的管理理論，當然是好事情，是有責任的擔當。在這樣的背景下，強調管理的實踐性呼聲高，這也正常。但是，淡化管理的科學性就不正常。工商管理學科建設包括人才培養和社會服務，兩者都需要科學研究支撐，需要從管理實踐的藝術性中挖掘科學性，而且，在影響和造成管理實踐績效差異的因素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的情況下，更需要科學化。企業文化重要，但當遇到難以解釋的現象或問題，就說是文化的原因，文化成為一個什么都能裝的“筐”，文化也就沒有用了。工商管理學科整體也是如此，放棄或弱化科學化努力，中國的工商管理學科將在百年不遇的大變局中喪失躍升的機會。

面向未來，工商管理學科會有很多的變化。我們結合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專項項目“工商管理學科發展戰略及十四五發展規劃研究”，開展了多輪次的專家座談會。對于工商管理學科的建設，專家們總體認為：工商管理學科總體研究微觀但同樣有宏觀問題，要從科學技術發展趨勢、國家需求與全球挑戰、科學研究范式變革、學科交叉融合等背景和趨勢梳理提煉相關問題。一些建議聚焦于新時期如何科學地開展工商管理的研究工作，對工商管理學科建設具有指導意義，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處理好工商管理理論與實踐、與技術的集合與關系問題，也是要明確新時期工商管理學科的學科屬性和邊界問題。例如人工智能（AI），哪些是技術，哪些是工程，哪些是管理，需要區分開。對于那些影響管理學發展的世界性問題，如全球氣候變化、全球供應鏈/價值鏈等，也需要明確哪些是管理特別是工商管理領域學者可以做的工作。目前，中國企業取得了快速發展，2019年入選世界500強的中國企業數量已經超過美國，涌現出了很多新興的管理方法與組織形式等管理實踐，這為中國工商管理學科的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活力及相應的理論來源，越來越多的中國工商管理研究學者希望基于中國管理實踐實現管理理論的創新。從這些宏大的問題中準確找到學術貢獻的位置，又不陷于具體的實踐中，應該是需求導向的科學研究之路。

第二，處理好國際標準與中國特色之間的關系問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倡導高質量的研究。什么叫高質量的研究，就是科學性，現在我們恰恰是科學性不夠，尤其是管理科學。我們要真正地去研究中國原創性的、基礎性的理論，一定是要站在全球的視野，同世界主流文獻和管理研究前沿對話，不要覺得中國的很多東西有多特殊，站在全球的視野可能不一定這么特殊，或者把特殊的東西用全球能夠理解的方式把它講清楚。環境保護與綠色發展，中國強調，世界也強調。

第三，認真研究工商管理學科建設如何服務于企業的發展問題。要完善成果應用貫通機制，幫助中國企業做強。沒有優質企業，就沒有先進的理論。工商管理學科發展不能坐享企業發展的紅利，要通過貢獻獲得發展，這是工商管理學科的責任，也是發展路徑。中央在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要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世界一流企業是能夠在世界范圍內成為其他企業的標準和標桿的企業，是舉旗幟的企業，是立標準的企業，是領袖企業，不能單純用贏利、創新、社會責任等指標衡量。有很多財務績效之外的問題值得研究，工商管理教學科研更加強調社會責任和商業倫理，顯然在世界一流企業建設中可以發揮更好的研究支撐作用。

第四，從服務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加強立足中國企業管理實踐的研究。改革開放40年，使得工商管理研究有了新的更好的平臺，多年積累的經驗也為一些中國獨特情境的問題研究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機會難得。例如：中國企業發展與制度之間的關系問題。政治關聯的研究也是中國管理研究超前的地方，企業發展離不開制度，各地區的制度又存在差異，市場高度融通，但區域制度、政企關系、商業環境卻差異巨大。再比如，如何講清、講透中國企業的商業邏輯？前提是研究透，要用普適、能夠理解的科學范式和邏輯研究清楚。研究不能停留于解決一個公司的具體問題，要能解決一類企業的具體問題，解決一個行業的具體問題，突出基于科學規律的現實影響，關注科學性和實踐性的結合。一個更大的理論問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企業理論。世界上的國有企業更多是作為市場失靈的補充，中國的國有企業不是這樣的，中國國有企業我們過去講叫重要的經濟基礎或者叫物質基礎，習近平總書記加上一個重要的政治基礎。構建國有企業的基礎理論，跟西方不一樣。習近平總書記說要理直氣壯地做優做強做大國有企業、國有資本，但是“理直”才能“氣壯”，“理”不直的時候也不可能“氣”壯，重大需求就是需要我們去把這個“理”給夯實，把這個理給它捋順，要做到不僅我們自己堅信，國際社會也認可。

第五，學科研究甚至是發展范式的轉變問題及工商管理研究方法的多樣性發展，不是要徹底拋棄實證研究范式，而是要追求適合工商管理研究的科學方法創新。例如，學術界已經開始嘗試如何提高工商管理領域研究發現的可靠性和可重復性問題，繼強調數據質量后又進一步強調內生性、穩健性檢驗，并不斷地探索一些新的研究方法等。

不僅是研究，商科教育也在探索轉型，一些國外的著作被翻譯引進中國，如《造福世界的管理教育——商學院變革的愿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MBA教育再思考——十字路口的工商管理教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前些年，世界范圍內的一些管理學院負責人籌劃發起一個聲明，2017年11月推出了立場宣言——“負責任的商業與管理研究: 愿景2030”。核心觀點是讓管理成為負責任的科學，科學服務社會。宣言呼吁大家積極行動起來，改革目前的商業與管理研究，以實現人類創造更美好世界的最高理想，使得全球商學院將因其對社會福祉的卓越貢獻而廣受尊重。我們堅信中國未來的工商管理學科一定會越來越好，服務中國企業快速發展的同時，也為世界工商管理理論的創新與發展貢獻中國學者的智慧。

（注：文中圖表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