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18日，長江商學院品牌論壇“長江大講堂”特別策劃——“諾獎季”在線上成功舉辦。長江商學院院長、金融學教授、杰出院長講席教授李海濤與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坦福大學商學院名譽院長、《長期危機：重塑全球經濟之路》作者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 Spence）圍繞“全球經濟的未來：長期視角下的復蘇與變革”這一主題展開了一場深度對話。

李海濤院長對話諾獎得主斯賓塞

對話探討了全球經濟面臨的多重機遇與挑戰，剖析了科技創新對經濟復蘇的重要推動力，并對國際競爭與合作進行了深刻分析。在全球不確定性增加的大背景下，李海濤院長和斯賓塞教授這兩位來自大洋兩岸、具有國際視野和胸襟的經濟學家為企業家和管理者們提供了應對復雜局勢的戰略建議和應對策略。

塑造全球經濟的三大核心力量

對話伊始，斯賓塞教授指出，當前全球經濟的巨變主要由三大力量共同推動：氣候變化、地緣沖突以及技術創新，并解釋了這些力量如何改變全球經濟結構。全球經濟已經從過去幾十年高速發展和全球化的模式，進入了全新的階段。

斯賓塞教授指出，全球經濟正在從一個需求驅動的時代過渡到供給驅動的時代，未來的經濟增長需要依賴技術進步與全球化的再平衡。隨著供應鏈的碎片化，國家安全優先于經濟政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

“過去幾十年間，我們習慣了一個供給充足、低通脹的環境，但這一切正在發生變化。新冠疫情和國家安全的優先性打破了全球供應鏈的平衡，經濟增長的模式必須重新構建。同時，低收入國家正遭受嚴重的氣候變化沖擊，疫情也使其財政能力被嚴重消耗。這些國家需要外部幫助才能重新走上增長和發展的道路。盡管情況復雜，但我們相信強大的技術突破有可能顯著改變甚至逆轉這些趨勢，到本世紀末我們或將能走上發展新軌道。”斯賓塞教授說道。

關于氣候變化，斯賓塞教授還指出，非洲國家的潛力或將為全球經濟貢獻積極變化——降低非洲國家的資本成本，讓更多的資金流入，建設可持續的基礎設施。“盡管非洲經濟體所占碳排量比例小，但氣候變化給它們帶來的沖擊尤為嚴重。如果非洲經濟能夠實現繁榮和增長，其所蘊含的資源和潛力，有望扭轉全球經濟的現狀。”

李海濤院長認同斯賓塞教授的觀點，并且強調未來全球經濟的增長將依賴于生產力的提升，科技創新的力量尤其不可忽視。但同時斯賓塞教授也提醒說，技術發揮效力需要時間，強大的科技突破不會一夜之間產生效果。

硅谷早期的先鋒人物羅伯特·阿馬拉提出了所謂的“阿馬拉法則”(Amara’s Law)，其核心觀點是：人們往往高估技術在短期內的影響，而低估其長期影響。

從1990年代中期的萬維網，到2000年代初的移動互聯網，數十億人因此實現互聯，再到現在神經網絡驅動的人工智能突破，但我們還處在這場技術革命的起步階段，特別是在投資過程中可能出現過高估值，因為人們對新技術感到興奮，這種現象我們在互聯網泡沫時期已經見證過。

斯賓塞教授認為，AI極具潛力，是因為在可預見的未來，它將主要以人機協作的形式被使用，成為人類或系統的強大工具。但人工智能的目標并不是完全自動化或取代人類，而是在人機協作中起到輔助作用。

“當資產負債表受損時，修復需要時間。類似美國在次貸危機中遭受損失一樣，恢復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國方面，重建房地產市場平衡和提升投資信心也需要時間，中國政府已經出臺一系列措施，旨在加快這一進程。我們正在經歷一場全球經濟轉型，因此必須有耐心。數字技術，尤其是人工智能（AI），有潛力帶來生產力的激增。AI不僅包括生成式AI，還涵蓋其他強大的技術，但這些技術的普及和應用需要廣泛推廣，不會自動發生。因此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必須確保科技和金融領域的進展能夠惠及所有的中小企業。此外，我們還必須應對技術帶來的負面風險和防止濫用技術。”

斯賓塞教授說，“數字技術的另一個優勢是——能夠促進包容性增長模式。例如，為生活在偏遠地區的人們提供服務，如電子商務、金融、教育和醫療，從而推動生產力和整體經濟增長，這是在傳統世界中難以實現的。”他說。

從“超級全球化”到“輕度全球化”

在全球化的未來走向問題上，斯賓塞教授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輕度全球化”（Globalization Lite）。

他認為，盡管全球化不會完全消失，但其速度和形式將發生變化。由于國家安全、技術競爭等因素的影響，全球供應鏈將更加多元化，各個國家將更加重視本土供應鏈的建設。

李海濤院長對此深有同感，并補充道：“疫情讓全球意識到供應鏈因過于集中而帶來風險，企業開始重新布局，確保在關鍵時刻能夠保持生產和供應的穩定性。這一趨勢在未來將變得更加顯著。”

隨著全球供應鏈的重構，中國企業在全球范圍內的影響力將不斷增強，特別是在基礎設施建設、能源、數字化轉型等領域。李海濤院長提到，中國企業家可以利用中國在制造業和技術創新方面的經驗，幫助新興市場國家發展其本土經濟。

他還指出，東南亞、中東、非洲等新興市場或將成為未來全球經濟增長的新動力。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倡議下，已經在這些地區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基礎。未來，隨著全球供應鏈的重新配置，這些地區可能為中國企業出海發展提供更多的機遇。

李海濤院長還特別強調，中國企業在應對全球經濟變化時，需要具備全球視野，積極適應新技術，提升自身的競爭力。他指出：“技術創新將是未來全球競爭的核心，企業家應當積極采納數字化轉型和人工智能技術，提升企業的生產效率，抓住技術帶來的新機遇。”

斯賓塞教授對此表示贊同，他認為中國企業不僅在全球市場中表現出色，還為全球經濟提供了新的增長動力。中國在綠色能源和電動車電池制造等領域的領先地位，將有助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挑戰。例如，中國的電動車制造技術已經在全球范圍內得到廣泛應用，不僅推動了全球電動汽車產業的發展，還為其他新興市場提供了技術支持。

國際合作與全球治理

中美關系無疑是當前全球經濟討論中的一大熱點。在對話中，李海濤院長表示，中國擁有強大的制造能力，美國則在消費驅動型經濟方面具備優勢，但近年來中美的競合態勢使得全球供應鏈和供需平衡也受到影響，特別是在半導體和高科技產品的供應方面。這促使中國加快自主研發的步伐，同時也促使中國企業加速全球化布局。

斯賓塞教授對此表示認同，但他也強調，尤其是在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上，中美兩國仍有合作空間。他指出：“雖然中美兩國在技術領域存在競爭，但合作是解決全球性問題的唯一途徑。例如，在應對氣候變化和開發清潔能源方面，兩國的合作對全球至關重要。”

在全球治理層面，斯賓塞教授特別強調了多邊國際合作機構的重要性。他指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世貿組織（WTO）等機構在應對全球性挑戰等關鍵領域扮演的角色至關重要。

“以氣候變化為例，世界銀行在其中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但首先需要進行深度改革。當前世界銀行的結構仍然反應出50年前的情況，主要由美國和歐洲主導。若不進行改革，其他大國將不得不尋求替代方案。如果改革到位，可以增加對世界銀行的資本投入，從而吸引私營資本進入可持續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他說。

“我們不能僅僅依賴雙邊合作，還需要日常管理國際事務的機構，比如IMF、世界銀行、新開發銀行、WTO、世界衛生組織（WHO）等等。這些機構是管理全球變化的基礎設施，可能還需要增加一些機構來應對新的挑戰，比如數字安全和網絡安全的管理。”斯賓塞教授說道，“當前的趨勢是，這些機構被邊緣化，實際上它們需要改革和更多資金支持，以應對全球公共管理、金融不穩定和低收入國家的問題。然而眼下民族主義和雙邊戰略競爭讓我們忽視了這些國際機構的建設與維護。因此，第一要務不僅僅是合作，還要支持這些機構的改革，增強它們應對全球性問題的能力。例如，WTO現在不僅涉及傳統貿易，還需要處理數字貿易等事務，它的職責范圍需要擴大。”

對話最后，李海濤院長進行了總結：

后疫情時代，全球供應鏈發生重構，我們進入了“輕度全球化”的新時代。在全球化放緩、國際競爭加劇的背景下，科技創新成為決定誰將在新工業革命中引領世界的關鍵因素。新能源、數字化、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新技術的涌現，極大地改變了經濟運行方式。人工智能不僅能夠提升白領工作的效率，AlphaFold等科學領域的AI突破性應用，讓技術創新將在未來深刻影響生產力和各行業的發展模式。

中國企業家如何應對這些全球變化？有兩個方向：

● 一是要積極適應新技術的應用，通過數字化轉型和新技術提高公司效率，從而在競爭中占據優勢；

● 二是要成為真正的全球化公司，利用全球資源解決全球問題。

除了美國和西歐，中國企業可以將自己的經驗應用于東南亞、中東、非洲和南美等地區，抓住這些新興市場的巨大潛力和商機。

應對全球經濟巨變，需要企業家和領導者具備全球視野，關注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避免只顧眼前的短期利益。如果大家都只關注本土事務或短期問題，全球問題將難以解決。

“從長江商學院成立之初，我們就強調我們的師生必須具有全球視野、全球責任和全球擔當，不僅要為經濟增長做出貢獻，還要關注解決全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這是我們學校的特色之一。在這個多重變革匯聚的時代，我們希望能夠為全球性重大問題的解決貢獻力量。”李海濤院長說。

本期長江大講堂在22家媒體平臺同步直播，共吸引了逾百萬觀眾在線觀看。長江大講堂是由長江商學院主辦的重要學院級品牌活動，自2013年以來已累計舉辦 52 期，蒞臨嘉賓包括多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全球頂尖商學院教授及各界知名人士等，旨在共享長江洞見與中國實踐的最新碰撞，引領各界對企業社會價值的新探索與新突破，為全球社會問題提出來自中國的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