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21日適逢長江商學院創辦20周年。回望20年前，中國剛剛加入WTO，中國經濟即將全面融入全球化之際，長江商學院應運而生。

長江商學院創辦的初心是，通過比較好的機制與體制將一批全球頂尖的管理學與經濟學的教授學者全職聘請回中國，一方面把全球先進的管理學和經濟學理論、理念及最佳實踐帶回中國，服務中國企業；另一方面，扎根中國，更好地研究中國企業管理以及中國經濟發展的問題和應對之策，為國家經濟發展建言獻策；同時，也希望一步步地形成一系列源自本土，對中國乃至全球管理實踐具有深刻影響的原創思想，開啟管理思想及理念的東西方雙向交流；再一方面，為國家培育一批具有全球責任和社會擔當，并擁抱及驅動創新的新一代商業領袖，由此將長江商學院打造成為一所源自中國的世界級商學院。

在這樣的初心指引下，20年來，長江商學院在商學管理教育領域做了一系列引領式創新。其中，社會責任領域的探索是長江商學院創新的一個核心部分。本文將聚焦回顧長江在商學院與企業社會責任方面，從1.0到4.0的創新與實踐，回顧每一階段觸動筆者思考并將社會責任融入長江商學院課程體系的初心與考量，與諸君分享，以期更好地面向未來，為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持續貢獻綿力。

人文底蘊是全球思維與價值對接
以及全球資源整合的一個前提

長江商學院是全球第一家啟動系統人文教育的商學院。早在2005年，學院便把歷史、宗教和哲學等人文課程系統引入商學教育，奠定企業家公益與慈善、企業社會責任以及社會創新的基石，開啟了學院在社會責任領域1.0階段的探索。為什么那么早便開始重視企業家人文底蘊的培養？當時觸動筆者的源于以下幾點初心及考量：

1. 善由心生，人文精神是責任擔當的基石。

誠如筆者在長江商學院2005年畢業典禮所講：

“人文精神是人心靈中的一個天平，是一種積淀。中國加入WTO真正的鑰匙，是我們對人文精神的深刻理解，這樣才能贏得世界發自內心的接受、信任與尊重。”

企業家不應是只為股東創造價值的工具，也不應是單純追求物質財富的“經濟動物”，而應是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精神富翁”。

人文精神可以幫助企業家超越富足的生活（Rich Life），邁向豐盈的人生（Enriched Life）。善由心生。人文精神也有助于培育企業家的同理心、惻隱之心、悲憫之心與感恩之心。唯有內生的向善與自覺的擔當，才能鑄就真正具有人文關懷和社會責任感的商業領袖。同時，企業高層具備良好的人文修養，也可以助力企業向善以及弘揚企業社會責任擔當。

2. 修煉全球思維及價值對接能力，可以幫助中國企業以全球應對全球，有效地進行全球資源整合。

中國企業的短板之一是全球思維及價值對接能力不足。

過去40年，隨著全球化的進一步深化及發展，越來越多的世界頂級企業在全球資源整合上有了長足的提升，這種“以全球應對全球”能力的修煉已經成為制勝未來的一個關鍵。

筆者所謂的“以全球應對全球”，是整合全球資源為我所用。其必備條件之一是全球對接能力。在這個過程中，技術對接、管理對接非常重要，但思維及價值對接可能是關鍵。而實現思維及價值對接的基礎是人文底蘊。

人文底蘊、全球思維及價值對接能力是為中國打造更多具有全球擔當的世界級企業家，培育一批可以執掌世界500強等世界一流企業的商界領袖的一個必要條件。要領導好一個全球多元化團隊，企業領導人的人文底蘊是一種內功，缺乏這種內功就可能是“花拳繡腿”。

3. 歷史觀及長線觀可以助力應對“人類集體短視”。

環境惡化與氣候變暖等攸關人類長遠發展的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折射出一個更為深刻的原因，筆者將之命名為“人類集體短視”。

“人類集體短視”首先表現在國家治理上。

以西方民主政治為例，民選領導人的每個任期大多是四到五年，多數國家任期不超兩屆；在企業治理與管理體系上，關注年度甚至季度財務回報是現代商業組織的一大特征，五年或十年規劃或已屬企業的“長線”考量。

可見，從政治到經濟，從東方到西方，現有激勵體系中，相對聚焦當下及短期的成效和短期利益，對于人類生存環境保護以及社會進步等重大問題缺乏長線激勵。這可能是造成我們在商業決策和政治決策方面，相對比較短視的一個重要原因，也可能是導致可持續發展挑戰越來越大的原因之一。

人類集體短視須系統性應對，挑戰巨大。

筆者考慮將歷史等人文課程引入商學管理課程之中，是認為這至少有助于弘揚商業決策的歷史觀，這種遠超十年乃至跨度更久的長線觀，有助于企業決策者為企業的利益相關體、環境、社會帶來更為長線的思維與考量。

4.西方主導的“贏者通吃”思維不具備可持續性。

近幾十年間，全球經濟、教育、社會等領域均普遍呈現強者恒強、弱者越弱的“馬太效應”，通俗地講，即“贏者通吃”（winner-take-all）。

這種“贏者通吃”的思維，源起于自然界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易催生惡性競爭，不是包容性增長之道，“是一條越走越窄的路”。“贏者經濟”和“贏者政治”令社會公平受到挑戰。伴隨財富越來越集中，收入與財富不均和階層固化日益加劇，已成為不爭的事實。

弘揚公益慈善，推動第三次分配

2010年，長江商學院成為全球第一家將公益及慈善課程系統引入商學教育的商學院。我們期望通過培育企業領軍人物以及職業經理人的自覺公益捐贈意識，倡導“無公益，不長江”，不斷拓展傳統商學管理教育的邊界，由此開啟了學院社會責任2.0階段的探索。回顧當時的心路歷程，源于以下幾點觀察與思考：

1. 本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全球基尼系數之高，對筆者觸動非常之大。

毋庸置疑，自1979年以來，市場經濟和自由競爭在全世界創造了史無前例的經濟和財富增長，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這也可能是造成當今世界收入與財富不均及社會流動性下降的主要推手。根據筆者當時的觀察，各國基尼系數表明，收入與財富不均問題在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均普遍存在，且日趨加劇。

從全球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發展成就舉世矚目。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08年我國基尼系數升至0.491，達到我國自2003年官方公布基尼系數以來的最高值，在當時全球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二，僅次于巴西。從這個角度而言，我國已成為全球收入不均問題較為嚴重的國家之一。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貧富差距的警戒線，認為超過0.4的經濟體會面臨收入差距引發社會動蕩的風險。

收入與財富分配不均的問題，在當時并非中國等新興國家特例，在發達國家也普遍存在。

以與我國并為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的美國為例，2006年美國基尼系數為0.470，創下其人口普查局1967年開始統計家庭收入以來最高。2010年，美聯社援引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結果報道稱，當時美國總收入中，49.4％流入20％的最富裕階層，14.5％的貧困人口只得到3.4％，貧富收入差距之大，創下美國歷史紀錄。

2. 解決收入與財富不均問題，商學院能貢獻什么解決方案？

分析中美兩國財富不均問題的成因，可能緣于對二次分配的投入不足。

過去30年是市場經濟的天下，未來30年或將是再次分配扮演更積極重要角色的福利社會的天下。但是，我國是發展中國家，福利社會的發展和出現都需要時間，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

考慮到企業本來就須承擔更多的責任，如果政府主導的調整需要更多時間的話，企業和商學院的調整，步伐可能需要相對快一點，或可為解決收入及財富不均衡問題做出商學教育應有的貢獻。

2010年開始，長江商學院因此引入一系列公益與慈善課程：

2010年，首創設立48小時公益學時制度，要求所有EMBA學員必須修滿48學時的公益課程方可準予畢業；

2014年，再度首創性地將公益慈善課列為EMBA的開學第一課；

2017年，將“公益學時制度”和“公益第一課”引入MBA項目。

至此，公益學時制度基本推廣到學院所有學位項目，所有EMBA、MBA新生入學的第一堂課便是“公益慈善課程”。

同時，學院首創公益獎學金（2002年）、長江公益基金（2009年）、長江公益獎（2014年）等。學院希望借此引導企業家以更為寬闊的視野重視財富的整個循環：從為何經商、如何經商，到如何使用財富，提倡企業家創造財富要取之有道，在財富使用與處置上要更富有社會責任感與人文關懷。

這一系列創新在當時可謂開歷史之先河。當時全球傳統管理教育的教育理念、方法和課程設計過于關注如何掙錢的“優術”，對于為什么掙錢、企業的價值取向及社會功能、財富如何使用等相關“明道”問題重視不足。

長江商學院率先將人文、公益慈善等課程系統引入管理教育，也是希望借此推動世界管理教育由“術”而“道”的變革。這對于提升現有一代及未來新生代企業家們的社會責任意識，促進自覺慈善捐贈，發揮第三次分配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至今，“無公益，不長江”已成為長江商學院文化的重要DNA，成為長江人學習和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這一系列探索也拓寬了全球商學管理教育的邊界，在引領全球企業和財富社會功能的變革方面，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社會創新：全球三大難題愈演愈烈
我們或需新思路、新探索

2016年，長江商學院開始將社會創新課程系統引入管理教育，成為全球第一家將“社會創新課程”列為EMBA學位項目選修課的商學院；

2018年起，將“社會創新課程”列為EMBA項目必修課；

2022年起，“社會創新”成為長江商學院所有學位項目的必修課和第一課。

這是長江商學院重視商學教育的社會功能、引領世界管理教育創新的又一項引領式創新，也由此開啟了學院社會責任3.0的探索與實踐。做出這一舉措主要是基于以下考量和初心：

1. 過去70年的全球經驗表明，單一力量和單打獨斗不能有效地解決全球普遍面臨的重大社會問題。我們聚焦解決的問題在過去40年反而進一步惡化、愈演愈烈。

回顧過去近70年，為解決全球收入與財富不均、社會流動性下降及可持續發展等問題，各國政府、企業、社團組織及國際組織確實做出了不懈努力與探索，也產生了諸多理論和實踐。

例如，上世紀5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博文（H.R.Bowen）首先提出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CSR）概念。其后，隨著大型跨國公司對社會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以及全球頻發的環境保護、勞工權益保護等運動，CSR逐漸成為國際組織、公共輿論和大型跨國集團在實踐中的共識。

2004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金融行動（UNEP FI）又首次明確提出環境（Environmental）、社會（Social）和治理（Governance）三大要素，并認為其是影響股東長期利益的重要因素，ESG成為系統化考察投資標的非財務因素的標志。前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在寫給50余家頭部金融機構CEO的邀請信中，明確提出了開展ESG投資的建議。

2015年，聯合國全體成員國通過了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稱SDGs），旨在于全球范圍內解決社會、經濟和環境三個維度的發展問題，轉向可持續發展道路。

綜上回顧，在過去近70年中，為了解決全球可持續發展等問題，無論是企業、政府還是國際組織，都進行了持續不斷地探索和努力。盡管如此，大量的相關數據和研究仍顯示，全球收入與財富不均、社會階層固化及可持續發展問題不僅未得到有效解決，反而有進一步惡化的趨勢。

例如在收入不均方面，2020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布的《人類發展報告2019》顯示，1980年美國頂部10％人群的平均稅前收入是底部40％人群的11倍，2017年則達到27倍；而在歐洲，這一比例數字從10上升到了12。

財富集中現象也在全球范圍內變得更為顯著。2020年7月，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在演講中表示，世界上最富有的26個人擁有全球人口的一半財富，1980年-2016年，世界上最富有的1％人口占據了全球累計總收入增長的27％。

根據筆者的觀察總結，過往解決全球三大難題的實踐往往以政府、企業或國際組織中的某一方為主體，各方單打獨斗，彼此之間可能缺乏有效的合作與協同，難以形成“組合拳”，也很難徹底解決三大挑戰。因此，我們或許需要新的思維、方法和探討。

2. 社會創新的新思路：通過跨界協作整合社會資源，可能是重大社會問題的一個解決之道。

本著這樣的初心，筆者提出了社會創新的概念，即通過加強政府、企業、社團組織、公民社會以及國際組織之間的協同合作，系統地應對經濟發展及社會和諧的問題與挑戰。社會創新的核心是通過跨界協作來整合社會資源，以尋求重大社會問題的解決之道。同時，也開啟了一系列關于社會創新的理論研究、課程創新與實踐探索。

其中一個代表案例是“吉安”項目。2017年，長江商學院配合江西省吉安市政府，啟動“領航井岡”企業家高級研修班項目。

學院對當地企業領軍人物進行系統培訓，長江校友也參與為他們提供輔導支持并配置多項優質資源，通過幫扶老區企業成長助力當地經濟振興。

“領航井岡”項目迄今已連續開展5年，累計150余位吉安本土企業家受益。截至2021年，已有2家“領航井岡”的學員企業發展成為上市公司，并反哺革命老區，對帶動老區經濟和社會發展貢獻了力量。

“吉安”項目摸索出一條“中央政策+地方政府+當地企業+長江商學院+長江商學院校友生態體系”等多方協作，聯手助力老區發展的新路徑，較好地詮釋了學院所倡導的跨界整合資源、尋求重大社會問題解決之道的“社會創新”新思路。2020年，國家扶貧攻堅決勝收官之年，長江商學院因此獲頒由國務院扶貧辦、人民日報社指導，人民網和《中國扶貧》雜志頒發的“中國優秀扶貧案例”獎。

面向未來，我們希望將社會創新的“吉安模式”復制到我國其他欠發達地區、老區和少數民族聚居區，為中國的新農村建設和共同富裕做出貢獻；同時，我們希望能將這一模式逐步復制到非洲、東盟、中亞、海灣及拉美等國家和地區，在全球范圍內為解決社會問題與經濟發展貢獻中國解決方案和中國智慧。

“經濟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
為解決全球重大問題貢獻中國智慧

近幾年全球大變局引發了一系列變革與挑戰。

黨的十八大以來，最高領導人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理念，多年來中國也一直在國際外交、環境保護、抗擊新冠等全球多個重要領域提供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中國的發展方式中有哪些元素可以被全球借鑒乃至復制，也一直是筆者思考與研究的重點之一。為全球重大問題挖掘和貢獻來自中國的解決方案、為東西方管理理念交流做出應有貢獻，是筆者眼中長江商學院在新形勢下發揮社會責任的使命之一，也是學院社會責任邁入4.0探索的初心與愿景。

1.“經濟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作為中國發展方式中的特色元素之一，具有一定的全球可復制性和可借鑒性，可以為全球發展的重大問題的解決貢獻中國方案。

經過多年觀察，筆者總結發現，在中國的發展方式中，“經濟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是一個值得深度挖掘與傳播的中國元素。“經濟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指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新的大型企業和新富豪不斷出現及不斷迭代的現象。

過去20多年，中國和美國在培育“經濟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方面遙遙領先于世界其他各國，中國的表現更是獨領風騷，具體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在新增大企業與迭代速度方面，中國獨冠全球。在1995年《財富》雜志發布的世界500強排行榜中，只有中國銀行、中國中化和中糧集團3家中國內地公司上榜。2001年中國加入WTO時有11家內地公司上榜。2008年以來，入圍世界500強的中國內地及香港企業數量先后超過了德國、法國、英國和日本。2020年，中國內地及香港公司實現歷史性跨越，上榜數量達到124家，第一次超過美國（121家）；2021年，該上榜數（135家）繼續領先于美國（122家）。

其次，在新富豪的產生及迭代方面，中國也位居榜首。2001年《福布斯》在全球范圍追蹤十億美元富豪，榮毅仁家族以13億美元成為中國大陸唯一入榜者，美國則有269位富豪上榜。至2021年，中國（包括大陸及港澳臺地區）和美國分別有745位和724位富豪上榜。20年間，中國大陸和美國新增富豪數量分別占全球新增富豪數量的28%和21%。

再次，在獨角獸企業數量上，中國僅次于美國，位居全球第二。獨角獸公司的數量可以作為觀察未來“經濟上新生代迭代力量”的一個指標。根據CB Insights發布的《全球最有價值獨角獸》榜單，2015年-2020年間，美國和中國分別誕生了約230家和130家獨角獸公司，加起來約占全球總數的70%。

相比之下，日本和歐盟等國家和地區雖然在創新方面世界一流，但是過去20年間，經濟上迭代力量的產生與中國無法相提并論。近年來法國及智利的社會動亂表明，即使在發達國家，也面臨階層固化的重大挑戰。

由此可見，未來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培育“經濟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為年輕人提供更好的上升通道，是解決階層固化、實現社會和諧的一個必要條件。

“經濟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作為中國發展方式中的特色元素之一，具有一定的全球可復制性和可借鑒性。探尋中國發展方式中的全球性元素，讓中國的成功之道惠及世界，不僅有助于講好“中國故事”，同時對提升中國的軟實力、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建設也有一定積極意義。

2. 更重視社會創新，更具長線思維，更具全球視野，打造一個培育“經濟上新生代迭代力量”的全球生態體系。

在培育“經濟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方面，長江商學院的聚焦點之一是培養一批又一批獨角獸以及即將成為獨角獸的公司，學院已累積一定的經驗。2015年起，啟動長江創創社區，通過與騰訊、百度、京東、字節跳動、阿里巴巴等戰略合作，打造了一個在國內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培育獨角獸企業的生態體系。

根據CB Insights 2017年至2021年末發布的過去五年全球獨角獸榜單，中國累計產生獨角獸企業217家，其中長江校友擔任創始人、聯合創始人或一把手的獨角獸企業39家（占中國上榜獨角獸企業的18%）。相比于全球頂尖院校產生的獨角獸企業數量（斯坦福30家，MIT15家，哈佛12家），長江商學院培育出的獨角獸數量在全球院校中處于引領地位。

除了國內的探索，長江商學院也一直致力于在全球范圍內搭建培育“經濟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尤其是新生代獨角獸企業）的生態體系。在筆者看來，所謂新生代獨角獸企業應具備三大特征：即更加重視社會責任和社會創新，更具長線思維以及更具全球視野和全球責任感。

例如，2020年起，長江商學院和劍橋大學丘吉爾學院合作推出三期“Igniting Innovation for Impact”項目，將經驗逐步推廣到歐洲、中東。

2021年12月3日，長江商學院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UNESCO巴黎總部簽署合作備忘錄。雙方達成合作，一方面將于2022年12月開始聯手為非洲培育一批“經濟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培育出更多非洲未來的獨角獸公司；另一方面，雙方將共享資源，助力非洲培育更多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教育）跨學科人才。

2022年3月，長江商學院與迪拜政府簽署合作協議，由迪拜政府主導、長江商學院作為學術支持伙伴，共同在迪拜舉辦全球獨角獸論壇并建立全球獨角獸培訓中心，為中東和中亞、北非地區培養新一代的獨角獸公司。

不久的將來，長江商學院希望將“經濟上新生代迭代力量”的項目與平臺，再一步步拓展至日本、韓國、東盟及拉美，建立培育“經濟上新生代迭代力量”的一個全球生態體系。

面向未來，長江商學院將一手重視培養“經濟上新生代迭代的力量”，一手重視社會創新，為全球培養更為重視社會責任的新一代企業家，為應對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均、社會流動性下降及可持續發展等世界性重大問題，貢獻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