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回顧

在全球經濟面臨諸多不確定性挑戰的時代背景下，國內的資產配置也隨之需要更新視角。中國的經濟發展面臨多種需求側挑戰，而盡快轉向以消費需求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是重中之重。疫情下的經濟復蘇措施與長期增長政策如何相互適應？怎樣挖掘消費潛力？消費增長亮點如何更好地助力雙循環格局？

4月21日，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金融EMBA項目主任王健教授特別邀請到了加華資本創始合伙人兼董事長宋向前博士與大家共同探討中國經濟發展增長模式及前景和浪潮中的中國消費行業的投資。本次活動由2021級金融EMBA學生游小青同學（深圳卓越鼎盛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主持。

樂觀與悲觀交織的新環境、新時期

對經濟生活的交流探討離不開現實的環境。宋博士表示，針對特殊時期的經濟生活，我們可以使用兩個方法論來解釋或闡述現在的大環境。

1. 中短期的悲觀

結構性的矛盾和現實較為困難的經濟大環境都是固有的問題，與此同時中國也面對著非同一般的內部發展壓力和外部挑戰。

2. 長期視角的樂觀

在全球經濟面臨諸多不確定性挑戰的時代背景下，我們依然可以從中看到希望的曙光，時代巨變中必然蘊含機遇，正因為原有的經濟發展模式中存在可調整可優化之處，而我們有過去取得的巨大成功作為基礎，有理由相信疫情下的新經濟浪潮會給社會帶來鮮明的改變。如宋博士的一篇新文章中的結束語——“你好，新世界。”

新經濟浪潮背景下的中國經濟發展增長模式

“看到悲觀，樂觀前行，睿智者才能贏得未來。”

如何在未來的競爭中保持結構性的優勢？宋博士認為，對于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分析尤為重要。供給沖擊，需求萎縮，疫情的沖擊，地緣政治的沖突，使得政府改革政策不斷作出方向性的調整，各行各業可以說是在困境中掙扎，在夾縫中求生。更有甚者面臨著被“團滅”的命運。

房地產業作為過去二十年中國經濟的重要引擎，直接或間接地拉動著經濟，影響著無數的細分領域和行業的就業。而地產進入下行周期后，國內經濟無法像從前一樣從一檔迅速提升至四檔。而中國經濟這輛快車如今急需新的引擎、動能，才能彌補它的競爭力和動力的缺失。這一現實性的“悲觀”并不只是中國需要面對的問題，美聯儲加息成為定局，我們不能低估美元強勢周期與美國經濟復蘇對全球經濟的影響。

“可以說，一切經濟現象都是貨幣現象所引起的。”

外部環境的巨變導致供應鏈和價值鏈被打斷，其所帶來的供給沖擊帶將會是長期性的，社會環境和形勢無法回到從前。其次，國內CPI指數表達通脹水平不夠充分，房產在一定程度上鎖定了國民財富和儲蓄比重。消費一直是過去的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引擎，近幾年消費疲軟、供給過剩是客觀事實。國民對未來的預期轉弱，過去的“希望的田野上”的盛景難以維持。

宋博士提出兩個問題供我們思考：

1. 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科技和消費是兩條核心賽道，我們應該怎么做？

2. 在以疫情為主要表現形式的新時期下，經濟扶持策略怎么調整，如何有針對性地對中小微企業提供支持？

中小微企業的發育需要更肥沃的土壤，金融業作為服務業，決定生產資料、生產要素的競爭實力，金融業回歸服務百姓，服務實體經濟的職能是大勢所趨，也是必經之路。

“我們的許多企業、行業不是輸給了疫情，而是輸給了自己。”宋博士說道。所謂的完美的商業模式是不存在的，時代改革的紅利不能被等同于營商能力，這個“Bug”的長期存在導致部分企業在面對國家政策調整和外部環境的轉換的時候風險抵御能力是極低的。

補貼的方式方法也很重要。痛定思痛之后我們必須總結，無論是針對疫情的加時賽，還是面對其他挑戰。比如，消費券和其他消費補貼有杠桿作用，是“扶危救困”的好幫手。調結構，升質量，保民生，是我們需要長期鉆研的課題。我們有結構性調整的重大機遇，是讓“中短期的悲觀”向“長期的樂觀”轉變的關鍵契機。

王健教授從宏觀角度出發，與我們討論了消費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并且指出企業和政府需要深刻認識到這一點才能夠在經濟增長模式的變化中抓住機遇。

【小知識】

消費是現代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

中國經濟增長模型正從生產驅動向消費驅動轉變

人類的生產能力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的生產能力現如今已經能夠滿足人們的消費能力。現代社會中的經濟發展速度往往取決于消費市場和消費意愿的大小。

王健教授認為發展中國家面臨共同困境——沒有足夠的消費力來持續性為生產提供動力，繼而又進入經濟增長困境，這是一個惡性循環。在過去我們取得重大經濟發展與突破的時期，中國依靠的是國外的消費市場，且一切社會資源朝生產傾斜，而發達國家主要依賴的是國內的消費市場。

重生產輕消費的經濟增長模式

“短期內依賴‘重生產輕消費’的結構是促使國家經濟騰飛的方式，但是長期而言我們無法使用這一種單一化模式化的發展思路來應對生產要素、系統重裝的時代。”

即使在未來中國有望成為全球最大的單一消費市場，也需要打破過去的成功經驗所帶來的思維慣性，尋求新的經濟增長突破點。

在2010年以后，海外市場已無法支撐中國的生產能力。原有的增長模式造成的失衡造成了“重生產輕民生”的局面——居住和商業用地補助工業用地，土地融資模式。也存在教育醫療等服務落后、居民收入占比下降、國內消費動力不足等問題。

王教授表示，以國內的出租車品牌為例，我們可以看出，由于長期保護地方性本土企業，市場存在嚴重的割裂現象，如深圳-比亞迪、上海-現代、北京-大眾等，統一開放的大市場尚未形成。

未來經濟增長模式

在未來的中國經濟增長進程中，應當本國居民消費為主，海外市場為輔。提高居民收入、提高政府民生投資并且統一國內消費市場。從企業和個體的微觀角度出發，需要更多的優秀的企業與投資人加入到市場配置中，挖掘居民消費潛力和可能性。

最后，宋博士和王教授為大家留下了幾個具有代表性的話題以供我們討論思考：

1. 老齡化與消費

人口是一個慢變量，人口的長期改變會對消費行為、習慣、結構帶來沖擊，研究人口對我們的消費、投資市場具有重要意義。宋博士說道，倘若以上海為例進行分析，就能發現單上海一座城市就有26萬獨居老人，而我們在這一老齡化現狀上尚未有足夠的重視和探索。

作為資深從業人士，宋博士認為，雖然已經有優秀企業在養老行業作出了勇敢的嘗試，并且獲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我們在產業化養老的道路上仍有許多要面臨的問題，比如養老并不完全等于養老地產，這是一個長周期、慢回報的，需要慎重處理的細分產業，而如今我們仍習慣于將養老問題籠統地概括為地產、基建項目。其次，另一個與人口老齡化對應的新情況是，90后、00后會成為消費的主力，消費市場已有不容忽視的了新趨勢和新潮流，過去的老瓶子似乎無法裝“新酒”了。

2. 消費圈層化

由于人均收入水平的差異，北上廣深無法代表全國，要想透徹了解國內整體消費現狀，可以嘗試在鄉鎮而非大城市進行調查，包括并不局限于居民收入、政府運作模式、當地文化等。

宋博士使用了“班級”作比，如果全中國是一個大班級，我們不能用經濟發展程度優越和常住人口數量可觀的“優等生”來代表整個班級。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對生產要素的掌握情況決定了居民在社會中的消費圈層。消費平臺如淘寶、京東、拼多多之間的鮮明差距，折射出中國社會的現狀，這些商業差異化發展規律都是我們的寶貴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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