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MBA教育網訊】在全球抗疫形勢下，全球商業業態將面臨哪些挑戰，企業應如何進行戰略決策調整，以謀求生存發展？

針對此議題，香港城市大學EMBA（中文）特別邀請

香港城市大學管理系及市場營銷系

楊海濱教授從專業角度進行了解讀與分析。

從企業戰略的角度，疫情對企業造成了怎樣的多維度沖擊？

楊教授表示，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的患者數據已經超過300萬，僅美國就占據了100多萬，其死亡數量已經超過了越戰時期。可以說，本次疫情的嚴重性遠遠超過了大部分人的想象。對于企業的戰略而言，我們往往會從企業的經濟環境、政治環境、社會環境以及行業環境等方面進行分析。

首先，本次疫情對于企業的經濟環境沖擊很大，很多企業被迫停產，這就導致了失業率的上升。美國當下的失業人數約為300多萬，實際的失業率達到了20%左右，是上世紀30年代以來所經歷的最嚴重的一次。顯而易見，經濟環境的沖擊導致了很多債務問題，比如全球石油價格大跌，美國的頁巖油債券占據了高收益債券的10%。

從目前的趨勢來看，歐洲乃至全球的債務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2008年以后，很多國家沒有進行經濟結構化改革，往經濟中注入了大量的流動性。在疫情來襲時，也是以量化寬松來應對。希臘的債務問題，已經占到全國GDP的200%，意大利占150%，西班牙占120%。由此可見，債務危機又成為了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IMF對全球2020年的經濟進行了預測，之前的預測是2020年可以實現3%的經濟增長，然而現在已經調整為負的3%的減幅。由這一組數據我們可以看到，經濟呈現6%的向下修正，這個數字對全球的經濟沖擊是非常大的。

除了經濟環境的沖擊，本次疫情也會影響到我們的政治環境。在疫情中，中美兩個大國對于新冠肺炎的起因和追責存在很大的爭議。歐洲很多國家的首腦，如法國總統認為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的全球格局將會發生很大變化。疫情之后，國際政治環境將會更加復雜，我們要準備好應對措施。同時，歐盟在本次疫情中暴露了許多內部的問題，也面臨著很大的挑戰，或許歐盟的穩定性也會受到一定的沖擊。

關于社會環境方面的影響，最明顯的是貧富分化加劇，隨著貨幣政策的大放水和失業率的上升，出現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兩極分化現象，加劇了社會矛盾，從而造成社會的動蕩。所以，企業的社會環境會發生很大的改變。

談到企業的行業環境，疫情之后大概率會出現很多小企業很難生存下去的情況——行業中的企業會從分散走向集中，疫情加劇了行業集中化的過程。大企業做大做強，而很多小企業會逐漸消亡。 

新冠肺炎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將是長期影響

我們必須把這個問題放到經濟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歷史背景下去解讀。這一輪的經濟全球化始于二戰之后，由于上世紀60年代計算機技術的革命，極大地推動了全球化的進程，技術革命到現在已經有60年的歷史。

楊教授認為，經濟全球化的出現是基于國際商務里面相對優勢的原則。因為不同的國家基于各自本身的相對優勢進行經濟生產和國際貿易，這樣能夠較快地豐富全球貨物的總供給量，這是基于經濟全球化帶來效率提升的考慮。

雖然經濟全球化提高了生產和交易的效率，但是分配和公平的問題并沒有得到很好地解決。在全球化過程中，很多不發達國家、地區、行業從業人員并沒有享受到經濟全球化的收益。在政府的資源再分配過程中，存在不均衡的現象。例如美國銹帶地區的產業工人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其實是深受其害的。

2008年之后，逆全球化的趨勢一直在加劇。我們可以看到，全球貿易總額與GDP的比例一直下降，這意味著全球貿易總額的增速一直低于經濟增速，市場的融合在倒退，表現出了去全球化的跡象。在此大趨勢之下，疫情只是加劇了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可以預見到，疫情結束之后逆全球化的趨勢會更盛。

瑞·達利奧說，現在的環境更像是上世紀20 、30年代的環境。通過技術進步所帶來的產業增量遇到了瓶頸，企業只有在存量上進行競爭，就導致企業外部競爭越來越激烈。把疫情放到逆全球化的趨勢中去看，我們可以發現新冠肺炎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將會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在當今形勢下，企業應怎樣應對？

楊教授認為，在疫情的影響下，企業應該做4件事情：

第一，企業應該做到謀定而后動。首先要保證企業的現金流不能斷，現金流于企業而言就如同人體的血液，一旦現金流斷裂，企業就會面臨很大的問題。在新冠肺炎當下，企業的融資環境相對輕松，歐盟、日本等國早已進入負利率時代。全球目前約有16萬億的負利率債券，使得企業的融資成本很低。在較低的利率下能夠融到長期的債務來補充現有的現金流，支撐企業渡過當下的困難時期，是一個較為理想的策略。

比如說，京東今年籌到了10期和30年期限的10億美元的外債。小米前段時間也籌到了為期10年的6億美元的外債，其利率只有3%點多。由此可見，企業在寬松的環境中可以通過利率較低的債券來幫助企業渡過難關。

第二，企業要認真思考企業自身的核心競爭力。中國尤其是亞洲的企業通常喜歡進行多元化擴張，業務涉及到方方面面。其實這一做法給企業帶來了很大方面的風險。我經常跟學生說，多元化并不會降低企業的風險，反而會提高風險。所以，企業應該聚焦于自身的核心競爭力，做到小而美，在危機中能夠靈活調整內部業務結構。危機之后，在本行業的市場競爭中勝出。

第三，打造好產業集群效應。目前有部分說法涉及到外資企業撤回本國生產，很多網友就擔心失業問題。其實，這個問題需要客觀地看待。外資企業的撤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雖然特朗普曾經想讓蘋果公司將蘋果手機生產線從中國撤回到美國，但這種做法是不現實的。為什么呢？這就要涉及到產業集群的概念，對于企業而言，應該要學會抱團取暖，打造產業集群。

不管是政府還是企業，都要打造好集群效應。另外，企業雖然不會撤回到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但極有可能會挪到東南亞、印度等地區，這兩塊地區的企業很有可能是疫情之后對我們產業造成較大沖擊的地區。對于很多企業來說，應該要走出去。企業可以將中國的成功經驗復制到其他國家，主動在東南亞、印度等地設產，生產產品再外銷到歐洲、美洲等地，這是一種很好的模式。

第四，從現在的情況來看，中國企業的國際化是遠遠不夠的。全球范圍內比較有競爭力的跨國公司當中，中國企業寥寥無幾，遠遠低于歐美企業的數量，可見，中國的企業國際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2016年中國的FDI對外投資達到2400多億美元，這兩年因為國家在控制資本外流，FDI投資有些下降，在1200-1300億美元左右。但是，企業仍然應該走出去，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種境界的時候，產業鏈的轉移就很困難了。因此，企業要持開放心態，積極進行國際化布局，只有在國際競爭中鍛煉，才能夠抗擊更大的風險。

對于疫情后的企業復蘇，有哪些專業建議？

楊教授表示，企業首先要堅定信心。因為從以往歷史上來看，自然災害與疾病的出現并不罕見，每次危機之后企業都會經歷復蘇期。所以企業要把目光放長遠，堅定信心。另外，企業要做到穩健經營。中國改革開放的30、40年來，中國經濟都是處于順周期的環境，基本沒有遭遇過大的經濟危機。所以企業風險意識比較淡薄，很多時候負債率比較高，這樣在遭遇經濟危機時企業受到的沖擊就會很大。比如房地產行業，香港房地產企業的資產負債率通常小于30%，而很多大陸房企的負債率超過80%。因此，企業在順周期時要未雨綢繆，做好準備，保障現金流和穩健經營。

第二，中國人常常談到危機，危中有機，所以那些在危機中抓住機遇的企業能夠最終勝出。因此，企業要擺正心態，因為這樣的危機是長期有的。疫情經濟危機之后，全球經濟的波動性會加大，這會形成一種常態。企業應該面對這種常態，調整好心態，把精力放在自己的主業上，利用危機實行低成本擴張，打造真正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

另外，可以預見，中國為了應對此次疫情，只會以更加開放的心態來參與國際競爭。很多政策都在逐漸放開，歡迎外企來華競爭，也鼓勵企業走出國門。企業也要以更加開放的心態參與到國際化競爭當中去。走出去，到國際舞臺上，打造國際競爭力，才是應對外企來華競爭的有效策略。相信疫情之后，雖然有著逆全球化的阻力，中國企業國際化的步伐不會停，企業要樹立信心，度過疫情的難關，堅持下來，就是勝利。